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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维扬在首届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上发言 |
| 一、 村落在中代和近代中国国土结构中的地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中国自新时期以来就有很发达的聚落文化。这种聚落文化是后来中国村落的前身。同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是有特点的。首先是城市在发生上是农村，也就是村落的放大和复杂化。因此在结构和功能上，两者有内在的同质性。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城市对农村有领导的关系。这使得农村在大的尺度上城为城市所代表的社会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西方历史上看到的那种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尤其是中世纪以后。这对中国古代村落的发展非常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村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成为社会整体所认可的所有基本功能。在这一点上中国古村落的质量规模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些古村落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们探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全貌和细节也就特别有用。在考古上，秦汉以后村落遗址的发现甚少，这是一个缺憾。但是我们今天毕竟可以从本片记录的这些活生生的古村落实物中想象数百年前村落生活的许多情景，实在是太珍贵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古村落实物的最重要的意义是证明了古村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城市同质并附属于以城市为代表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秩序的特性。 |
| 二、 明清以来的大型村落的形成与中国自宋以后持续发展的宗教的重建是直接有关的。中国宗族是人类学上独特的现象。秦以前宗族是贵族政治的基础。而当时社会的一个发球古代的特征是社会成员的等级化的分裂。因此先秦时期农村人口的相当多数是不包括在宗族制度中的。秦汉以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宗族重建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宗族制度的社会覆盖面，但宗族间的等级性依然十分突出，实际上使宗族对中国社会的建设性作用受到限制。宋以后的宗族重建是第二次、也是对中国社会更具全面和深刻影响的宗族重建过程。尤其是在南方。由于有稳定发展的环境，至近代以前中国传统宗族的形态已经到达它的极至。其标志有三：一、亲族聚居成为农村人口地域颁布的主流和终极模式。亲族聚居既是大型宗族活动发生的条件，同时也是在宗族目标刻意追求下出现的现象。这是大型村落出现和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二、宗族活动的教化和改善宗族团体社团、经济状况功能被突出，在满足传统社会运作的要求上体现其完整性和有效性。农村生活越益成为一种有自满足和自消解功能的生活单位。但同时它又不是真正封闭的，它向社会的内在的延展性特性仍然存在。三、宗教作为国家基层的替代的机制在国家政治制度中被稳定的肯定下来。在这个方面上，村落作为地方自治团体的特性得到很大发展并形成塑造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面貌的一些重要结构性成分（例如中国绅士对传统社会生活的影响的发展）。所有这些对于传统村落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格局和内容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从现代中国发展的要求而言，宗族作为社会生活的有机因素的历史应该已告结束。但在传统宗族制度下获得的某些生活经验，比如有关对村民的教化和村民自身事务管理的经验，对现代生活仍有借鉴的意义。而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这些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农民来说是根植于十分深远的文化传统之中的。所以，实际上不会轻易被人为地抛却的。因此有必要认真发掘有这些古村落实物所体现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
| 三、张仲礼先生曾经对19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做过非常出色和重要的研究。了解古代所谓绅士的作用，是真切认识中国民间社会和经济生活真谛的一个关键。绅士的存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特征。对于农村而言，新的绅士阶层的存在与否，是近代与现代形态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村落的形成与发展无不与古代和近代绅士阶层的活动有关。绅士在村落发展上的积极作用是实现传统社会中农村与全社会同质性的关键性因素。而传统村落也因此使其生活的文化质量具有相当的水准。绅士阶层的消失是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在文化质量上的退化。对于古村落的考察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新条件下有效提高农村文化建设的水准的问题。 |
四、走进古村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希望通过这组片子的推出，能在许多问题上引起人们广泛的思考。对当前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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